创新驱动增长经济新常态下的熊彼特动力

创新驱动增长：经济新常态下的“熊彼特动力”

当前中国经济正步入“新常态”，经济发展不仅充满着各种挑战和风险，而且也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如何判断和选择经济“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已成为学术界和政府决策者关注的热点问题。　　中国经济发展正面临着近年来少有的“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进入消化期”这样“三期叠加”的复杂困局，这究竟是后危机时期中国经济危机短期的各种不稳定表现，还是意味着中国经济进入到一个新的周期，对此学者们智者见智、仁者见仁，争论和分歧很大。新一代中央领导高屋建瓴，首次以“新常态”来判断当前中国经济特征，意味着中国经济将要摆脱“旧常态”，这是中央高层对我国经济增长阶段作出的一种符合规律的解释和科学判断，对未来宏观经济政策导向有着决定性意义。

时下，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已经成为中国政策制定者和经济学界的共识。“谋定而后动，知止而有得”。面对“新常态”，首先只有 “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才能科学认识“新常态”下的新特征、新动力，进而积极应对“新常态”、适应“新常态”。“新常态”的特征主要表现在“速度、结构、动力”三个方面：速度——“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结构——“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动力——“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然而，这三方面之间存在着内在的逻辑联系，增长速度换挡和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背后是经济增长动力在发生转换，增长动力的性质决定着增长速度和结构转型的质量，增长动力的转换是重中之重。“新常态”下的显著特征就是增长动力转换，即从传统的“投资拉动增长”转向“创新驱动增长”，“创新驱动增长”是经济“新常态”下可持续发展的新动力源。　　实践已经证明，“投资拉动增长”虽能发急功近利之力，但它却无可持续发展之功。依靠传统的投资拉动增长模式已经难以为继，倒逼中国经济转向创新驱动这已是不争的事实。纵观世界经济，一部经济史就是创新历史，创新是现代经济持续增长的唯一动力源。如果一个国家真正把创新作为驱动经济增长的动力，依靠创新激发出了经济持续发展的内在活力，那么人们就不用担忧经济增长了，持续经济增长自然会“不用扬鞭自奋蹄”，而且将是一种速度与质量并重的增长率，这就是中国经济“新常态”下所需要的增长率。由此可见，如何让“创新”在经济“新常态”下发挥作用，这不仅是一个重要的思想认识问题，而且更是一个十分紧迫的实践问题。　　谈“创新”，不谈熊彼特的经济理论就像一部没有哈姆雷特的《王子复仇计》，一定索然无味。创新是熊彼特经济理论的核心概念。“创新”一词最早是由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于1912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提出；1939 年和1942年熊彼特又分别出版了《经济周期》、《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两部专著，对创新理论加以补充完善，逐渐形成了以创新理论为基础的独特的创新思想体系，提出了“创造性破坏”理论。熊彼特指出，创新的本质应该是“创造性破坏”。　　熊彼特通过从静止的“循环流转”到经济发展的根本现象的深入剖析，赋予其“创新”概念以特殊内涵，主要包括以下五种情况：(1)引进新的产品，即产品创新；制造一种消费者还不熟悉的产品，或一种与过去产品有本质区别的新产品。(2)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即工艺创新或生产技术创新。采用一种产业部门从未使用过的方法进行生产和经营。(3)开辟一个新的市场，即市场创新。开辟有关国家或某一特定产业部门以前尚未进入的市场，不管这个市场以前是否存在。(4)获得一种原料或半成品的新的供给来源，即开发新的资源，不管这种资源是已经存在，还是首次创造出来。(5)实行一种新的企业组织形式，即组织管理创新。如形成新的产业组织形态，建立或打破某种垄断。　　熊彼特在系统阐释“创新”内涵的基础上提出了“创造性破坏”理论。该理论认为，创新就是要“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就是要“不断从内部革新经济结构”，即不断破坏旧的经济结构，创造新的经济结构，是“一种创造性的破坏过程”。这种持续不断的“创造性破坏”过程形成的经济增长新动力，就是所谓的“熊彼特动力”。　　熊彼特认为，“创新是创造性破坏”，这种 “创造性破坏”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而创新的动力来自于企业家，没有企业家就没有创新，也就没有发展。经济发展是在企业家推动的一轮又一轮创新活动中沿着“创造性破坏”路径来实现。只有不断创新，才能保证经济持续增长，因此经济发展的动力并不是来自经济要素投入和投资的增加，而是一种持续不断的“创造性破坏”。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理论，突破了西方传统经济学仅仅从人口、资本、工资、利润、地租等经济变量在数量上的增长来认知经济发展，试图通过分析技术进步和制度变革在提高生产力过程中的作用，揭示并强调创新活动所引起的生产力变动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推动作用，从一个全新的视角来阐释和认知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　　回首看，熊彼特的“创新”思想不仅在经济学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直到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如今，全球经济所破坏和创造的巨大价值不断印证了“创造性破坏”这一前瞻性论断。管理学大师德鲁克曾做过这样的评价：“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没人比凯恩斯更有才气、更精明，熊彼特则表现得平淡无奇，但他有智慧。聪明赢得一时，而智慧天长地久”。反观中国，目前进行的经济结构优化、产业结构升级、淘汰落后产能，何尝不是一种创造性破坏呢？经济“新常态”下选择“创新驱动发展”的新动力，无疑是遵循经济规律的必然，舍此别无他途！我们必须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国家战略高度，深刻认识经济“新常态”下选择“创新”作为经济发展新动力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如何判断和选择经济“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动力，考验着中国经济发展。2014年8月18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召开第七次会议，中央高层决策研究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并强调指出要抓紧出台实施创新驱动发展的政策和部署，释放出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信号，为经济“新常态”下选择“熊彼特动力”指明了方向。航路已经指明，坚冰有望打破。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一直十分重视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问题，早在“九五”期间就把增长方式从粗放到集约的转变规定为一项基本目标，这说明我们并不是没有认识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性和必要。但是为什么20多年来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仍不明显？政府决策者往往很难跳出“路径依赖”的行为选择，总是在复制 “投资拉动增长”的旧模式？究其深层原因，“投资拉动增长”模式在我国有非常深厚的制度基础，如果这个制度基础不改变，还有可能会沿着“投资拉动增长”的模式继续走下去，对此我们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有鉴于此，要使创新驱动发展成为一种常态，我们只有也唯有依靠中央顶层设计，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更有力的措施和办法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力度，为创新拓宽道路。彻底改革长期以来助力于“投资拉动增长”模式的行政体制、决策机制，尽快补上政府职能转换不到位、市场体系不完善、企业改革不彻底、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改革严重滞后等体制机制“短板”。眼下政府要继续大力简政放权，“把错装在政府身上的手换成市场的手”，进一步释放市场决定资源配置作用的活力。尤其要破除“唯GDP论英雄”的干部政绩考核方法和手段，克服急功近利的政府决策行为。更值得强调指出的是，创新驱动增长与投资拉动增长相比，是需要时间和耐心的，这对于五年一届任期的政府来说，无疑是一个难度不小的挑战。凡此种种问题，只有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来解决。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我们只有继续攻坚克难、全面深化改革力度，才能为“创新驱动发展”持续常态化提供一个良好的制度保障和一个和谐的社会文化氛围，如果说创新是“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新引擎”，那么全面深化改革就是必不可少的点火器。启动新引擎、握紧点火器，是当前摆在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经济发展面前的两大迫切任务，我们一定要抓紧、抓好，让创新充分获取改革红利，使之真正成为“新常态”下的新动力。我们有理由坚信，只要我们持之以恒、奋力作为，“创新驱动增长”所创造的中国经济发展奇迹会更加引人注目和让世人惊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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